脑袋决定口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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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翁的长屋檐》
有位富翁，盖了一栋大房子，特别要求师傅把那四周的屋檐加长，以使穷苦无家的人能在其下躲避风雪。房子建成了，果然有许多穷人聚集在屋檐下，甚至摆起摊子做买卖，并生火煮饭。嘈杂的人声使富翁不堪其扰，家人也常与檐下者争吵。冬天，有个老人在檐下冻死了，大家交口骂富翁的不仁。夏天，一场飓风，别人的房子都没事，富翁的房子因为屋檐长，居然被掀了，村人都说是恶有恶报。

　　重修屋顶时，这次富翁只要求建小小的房檐，富翁把省下的钱捐给慈善机构，并另外盖了一间小房子。这房子所能庇荫的范围远比以前的房檐小，但四面有墙，是栋正式的房子。许多无家可归的人也都在其中获得暂时的庇护，并在临走前问这栋房子是哪位善人捐盖的。

　　富翁成了最受欢迎的人。他死后人们还受他的恩泽而纪念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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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家寺的雨伞》
民国初，一个商人在外多年苦心经营，终于攒下了大宗财富。他准备告老还乡，结束半生的漂泊辛苦，回家与妻儿团聚，置田购房，安度晚年。
当时时局动荡，路上常有劫匪，商人一身灰布衣衫，一双布底鞋，扮做一个餐风宿露的行路人，商人把所有的钱买了玉器，有道是黄金有价玉无价，特制一把竹柄油纸伞，将粗大的竹柄关节全部打通，把珠宝玉器全部放入，身藏万贯家私，却貌似贫寒之士，轻轻松松地上路了。
果然好计谋！行路多日，无人打扰，这天中午就到了唐家寺。这天下着小雨，他来到了一个小面馆，煮了一碗面，面香喷喷的，吃饱之后，倦意涌了上来，外面又下了小雨，他不觉双手撑腮，打了一个盹。
一阵清凉的风吹醒了商人，天已黑了，揉揉眼，猛然发现油纸伞已不见踪迹，一阵冷汗冒了出来———这把伞可是他的身家性命。
但商人沉着冷静，他声色不露，仔细分析，他手里的小包袱完好无损，并没有人专门行窃，一定是有人只顾自己方便，顺手牵羊取走了自己的雨伞。
沉吟片刻，商人有了主意。他叫来掌柜的，说自己看中了这个小镇，请帮忙租个房子。
商人说，自己身无他技，惟会修伞而已，于是他在交通要道租了个小房子。
他待人和气，心灵手巧，很有人缘，人们都愿把伞给他修理，谁也不知道这个小小的手艺人是个腰缠万贯的富商，谁也不知道他每天谦和的笑脸掩藏着一颗紧张焦灼的心。他每天每时每刻都在等待那把油纸伞的出现，经过他的手的伞成千成万，却惟独没有他等待的那一把。
一天他接了一把破旧的伞，主人漫不经心地说：“太费事就算了，不然一把破伞值不了几个钱，反倒花不少钱去修。”
言者无意，听者有心，自己那把破伞怕破的不能再修了，商人又想了一个好办法。
第二天，过往的行人看到一条新鲜的广告：油纸雨伞以旧换新，人人纷纷询问，得到肯定回答后，消息立时传开了。不久，来了一个中年人，腋下夹着一把油纸伞，恰是商人心系魂萦的那把。
商人仍不动声色地收下破雨伞，犀利的目光一扫，就查到伞柄封处完好无缺。
他转身在店里挑了一把最好的雨伞，徐徐关了店门。
他打开伞柄，商人看到了他的全部玉器，他瘫坐在地，半日无语。第二天，小店很晚没开门，一问，已是人去屋空，商人悄悄地来，悄悄地走了，再以后，这个故事流传开来。当地人恍然大悟，赞叹着商人的沉着、冷静、睿智和大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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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赫斯和罗思柴尔德是德国维尔茨堡的两个银行家，20世纪30年代，他们几乎垄断了这座城市的金融系统。由于他们是犹太人，自从希特勒上台后，纳粹政府开始故意处处设置障碍，限制这两家银行的发展。
　　1938年11月9日至10日凌晨，在希特勒的一手导演和怂恿下，纳粹狂热分子袭击了德国全境的犹太人目标。从此以后，奥赫斯和罗思柴尔德和所有犹太人一样，不仅做生意困难重重，而且人身安全都难以保障，日子过得越来越艰难。
　　感觉危险正在日益逼近的奥赫斯和罗思柴尔德，开始想办法寻求市民的保护，试图躲避这一场劫难。财大气粗的奥赫斯率先出手，在全城推出了优惠贷款业务，只要是有固定职业和住所的市民，无需财产抵押，不管是谁都可以从他的银行里贷款I万马克，年利率只是象征性的1％，如果是纳粹官员、党卫军官和盖世太保前来贷款，最高可以贷款5万马克，而且还是无息贷款。罗思柴尔德的做法就完全不同了，他的银行不放贷款，而是大量抛售债券，年利率高达20％，而且还在出售的时候当场返现第一年的利息。一时间，市民蜂拥而至抢购债券。
　　一年过后，全城大半家庭成了奥赫斯和罗思柴尔德的受益者，有些颇具商业头脑的市民跑到奥赫斯那里贷款，再跑到罗思柴尔德那里购买债券。尽管奥赫斯或是罗思柴尔德有时会出现资金紧张状况，但两人通过相互拆借资金，还能维持着银行的正常经营运转。不过，正如奥赫斯和罗思柴尔德当初所期待的那样，他们受到了大家的尊重，连纳粹官员见到他们也是客客气气的，再也没有人上门寻衅滋事，似乎忘记了两个银行家的犹太人身份。
　　最后的时刻来临了，1942年1月，纳粹德国制订了“最终解决犹太人问题”的方案，在全国各地和占领区大肆搜捕犹太人，然后送到集中营迫害致死，奥赫斯和罗思柴尔德也在搜捕名单之列。搜捕还没开始，小道消息便在社会上流传开来。奥赫斯根本不担心自己的命运，他相信，包括当权者在内的市民从他那里享受着巨额贷款的好处，自己是他们的恩人，怎么可能下得了手呢?罗思柴尔德也泰然处之，在他眼里，自己掌握着包括当权者在内的市民大量资金，自己如果有什么闪失，将不啻于发生一场地震。
　　然而，事实是最好的裁判，奥赫斯错了，罗思柴尔德对了。虽然不乏同情者．但没有人愿意收留奥赫斯和他的家人，他们只能在桥洞和树林里东躲西藏，很快就被盖世太保抓住了。没过多久，奥赫斯全家被押上了开往奥斯维辛集中营的闷罐车，再也回不来了。与之相反，罗思柴尔德却得到了市民的热情帮助，许多人为他全家提供庇护住所、交通工具和食物，就连盖世太保内部也有入冒险制作护照，暗中护送他们逃到瑞士，而当初发行债券所吸纳的现金也派上了用场，使全家人直到战争结束都能过着衣食无忧的日子。
　　同样都是为了争取市民的帮助，两种做法，却是两种迥然的结局。许多年之后，当罗思柴尔德回顾起这段往事时，不禁感慨万千。他说：“奥赫斯和我推出的金融业务，让维尔茨堡的无数家庭得到了经济上的实惠，市民因此对我们都心存感激。但是，如果非要奥赫斯和我消失的话，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奥赫斯被抓，他的那些贷款就有可能一笔勾销，再也用不着还了；而我被抓，市民还有大量现金在我手里，就有可能石沉大海永不见天日了。要知道，人们都有趋利避害的心理，没人会跟自己过不去，同样都是金钱．结果成了人性的分水岭，奥赫斯在冷漠中走上了绝路，而我在关切中找到了生路。”

这是我几年前看到的一个故事，感触很深，之后专门去搜查了这则故事的真实性，可惜没有找到足够的证据。大家就当成一个故事来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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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两个故事吧，发生在八十年代北京，一出版社的老编辑和刚分来的女大学生婚外恋，那个年代社会舆论根本不允许，离婚也离不了，两人很痛苦，于是相约殉情，到泰山，看完日出，两人喝了敌敌畏，男的先跳下去了，女的就在跳的一刻，求生的念头占了上风，挣扎着爬到山路边呼救，被游人救到泰安医院，抢救过来了，留院治疗。单位很快知道了，领导得派人到泰安照顾这女的，同时怕这个女的再情绪出什么变故出事，因为此时已经得知老编辑已经死了，于是单位领导冥思苦想，派谁去呢，要说还是领导有水平，最后领导派出了单位最花的一个花花公子，天天泡妞的一个高干子弟。这花花公子到了医院没几天，果然不负众望，就在病房里把这女孩给泡上了，干了。回来以后女孩就没再上班，在家准备托福，很快就出国了，毕业后就留在国外了，老编辑就这么白死了，一声叹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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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同事介绍了一个对象，第二天她一来公司，把包往我桌子上一摔，愤怒的对我大吼道：“什么闺蜜，你给我介绍的是神马玩意儿啊！ ”
我一脸无辜的追问：“咋了，不合心意吗？”
她气愤的大吼道：“什么鸟人，我问他有房吗？你知道他说什么？！ ”
我问：“他。。。他说什么！ ”
同事说：“他说已经开好了，走吧！ ”------------笑死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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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去追一匹马，用追马的时间种下一片草原，待到春暖花开时，就会有一批骏马任你挑选；不要去刻意巴结一个人，用暂时没有朋友的时间，去提升自己的能力，待到时机成熟时，就会有一批朋友与你同行。用人情做出来的朋友只是暂时的，用人格吸引来的朋友才是长久的。所以，丰富自己比取悦他人更有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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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作者姓名：王迩淞
原出处：《奢侈态度》2013年修订版
大众汽车逼空事件

2008年11月20号早上8点，我边吃早餐边看CNN转播美国汽车业三巨头要求政府纾困的听证会。为了能在美国政府7000亿美元的救市计划中分到最后一杯羹，通用、福特、克莱斯勒的三位CEO专程赶到国会哭穷，因为这三大汽车公司当时正濒临倒闭的边缘。

其实这笔本来就少得可怜的纾困金早已所剩无几，其中有一半要留给下任的奥巴马政府，而本届政府可用的一半中，已经大部分被用来纾困银行业，剩下的最后一点儿大家都想要。可谁也没想到，三大汽车公司居然在这个时候跳出来伸手讨钱。这点儿钱救助他们三家中的任何一家都还远远不够，真要全给了他们，其他行业还想雨露均沾吗？由此你可以想象，美国社会对此事的观感有多差。

所以，当有议员冒坏水儿，问这三位CEO有谁不是坐私人飞机来华盛顿时，估计所有的观众都跟我一样觉得特解气，因为这三位仁兄竟无一人举手，他们当即在国会殿堂上被讥讽为“世界上最富裕的乞丐”。看着这三位曾经那么不可一世的CEO，如今却要为“手背朝下”而饱受羞辱，不知怎的，那一刻让我想起了他们的欧洲同行保时捷。

专做跑车的保时捷，若论企业规模，只配做美国三大品牌的小老弟。可论起捞钱本领和口袋深度，那它绝对是大哥大。单在2007年，保时捷的纯利就高达64亿欧元，照此时通用与福特的市值，这笔钱足以把两家公司一起买下来。

实际上，攥着大把现金的保时捷还真是想收购，只不过它的目标可不是美国同行，而是德国大众。

要说保时捷打算收购大众，那也是由来已久，地球儿人都知道，这本无阴谋可言，可最后它又是如何演变成一场举世关注的大阴谋呢？本文就来说说这件事儿。

由于保时捷是上市公司，收购举动必须公告，所以当它在2005年9月26日正式对外公布要收购大众时，保时捷未来将会大举买入大众股票，自然也就尽人皆知了。然而，这种尽人皆知并未造成市场上跟风买股、搭车赚钱，反倒招致大规模的反向做空，从而造成了一场针对大众股价的多空对做。保时捷当然是站在多方，而空方则是以欧洲各大对冲基金为主的秃鹰集群。

在这场多空博弈中，保时捷巧妙地利用市场交易规则，狠狠地玩了空头一把，几乎将各大对冲基金一网打尽。以空头的立场来看，保时捷的整个手法的确很阴谋。不过，这是后话，我们先从空头说起。

如同保时捷要收购大众早就不是秘密一样，欧洲各大对冲基金为此而做空大众，那也是公开进行、毫不遮掩的，因为几乎没人认为收购大众这事儿能够干成。举凡收购之事，不成功便成仁，要么不做，要做就得毕其功于一役。否则一旦破局，被收购的公司股价必定爆跌，只要事先做空便可大发利市。所以，凡是存在着不利传言的收购，通常都会引发一波做空。可是，具体到保时捷收购大众这件事，究竟为什么大家如此有志一同，非要认定它就搞不成呢？这还得从德国的一部特殊的法律《大众法》(Volkswagen Law)说起。

虽然德国大众跟保时捷一样，都是家族企业同时也是上市公司，但大众还有一个特殊之处：由于战争时期大众曾被政府征用，因而产生了官方股份。战后，为了防止本国汽车业被外国公司并购，德国政府于1960年专门为大众公司量身定制了一部《大众法》。这部法律与德国的《公司法》有所不同，德国《公司法》规定，只要对一家公司持股达到75%，就算取得了该公司的控制权。但《大众法》却规定，持有大众公司股份在20%以下时，按实际持股比例计算投票权，当持股比例超过20%时，无论超过多少，其投票权最高也只限于20%。换句话说，要想取得该公司的控制权，就必须持股80%以上。为什么要这么规定呢？因为大众的官股比例刚好是20.1%，也就是说，只要官股不释出，就是所有的民股全归你一家，你也控制不了大众(这法律够流氓吧？)。

于是，《大众法》便成为保时捷收购大众的最大障碍，因为毫无官方会释出股份的迹象。那20.1%的官股现在由大众公司所在地——下萨克森州政府持有，实际上是归该州全体纳税人所有。从法律上讲，州政府只是代持股份，它无权决定能否释出，这种事必须提交州议会表决，弄不好还得启动公民投票程序。因而，市场上每个人都很清楚，谁也打不了官股的主意。这就是为什么自保时捷公开其收购意图之后，三年多来一直不被看好而屡遭做空，因为在空头们的眼中，这不利因素岂止是“传言”？那根本就是“铁定”啊！

可令人奇怪的是，保时捷却在市场上照样买入大众股票，好像对那个官股障碍视而不见。这自然引来了更多的对冲基金参与“空众”，不光欧洲，就连美国都有基金跑来共襄盛举。据说，这是自1997年索罗斯组团儿攻击亚洲货币以来，最大规模的一次国际秃鹰集结（秃鹰者，专事放空者也。）。

其实，保时捷对于《大众法》设置的这个障碍不可能视而不见，只不过它采取了更为彻底的办法，那就是直接向欧洲法庭起诉，指控《大众法》违反了欧盟《反垄断法》。这招儿可说是釜底抽薪之计，因为所谓的《反垄断法》（也有国家叫《反托拉斯法》、《反不正当竞争法》、《公平交易法》），号称是“经济领域的宪法”，它高于其它与经济相关的法律。如果《大众法》真的违反了欧盟《反垄断法》，就会被判无效。

经过了两年多的漫长诉讼，欧洲法庭最终支持了保时捷，于2007年正式判决《大众法》无效。从此以后，《大众法》将不复存在，大众公司也将适用德国的《公司法》。这样的话，只要持股比例达到75%，就能控股大众公司，官股便不再是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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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大家才明白，保时捷一路走来坚定做多，视官股如无物，原来是打一开始就铁了心要给官股来个釜底抽薪，而且还真给它“抽”成了，这超出了市场所有人的预期。谁都知道，《反垄断法》官司超不好打，诉讼难度高，又旷日费时，因为它动辄涉及一个法条甚至整部法律的存废，兹事体大，非同小可。所以此前没人认为欧盟法院会为一家企业杠上德国政府和立法机构，市场几乎一边倒地看衰保时捷这场官司，否则，也就不会引来那么多空头了。

很显然，保时捷对法律的理解和对规则的运用，比市场的一般认知要高出一筹。照理说，这应该引起空方的警惕了，可接下来市场空头们的行为却令人感到奇怪，他们不仅没有就此收手，反而继续加码做空大众。

空头们之所以会这么做，则是因为德国的另一部法律——《证交法》。该法规定，通过买入股票对一家上市公司持股超过30%之后，如再增持便属要约收购，必须公告。保时捷虽然通过打官司废了《大众法》，但却躲不过《证交法》，它恰恰符合了要约收购的条件。就在打赢官司的时候，保时捷对大众的持股刚好是31%，这意味着今后它每走一步都得摊在阳光下，处在空方的注视下。而对于空方来说，保时捷此时距离控股大众所要求的75%还路途遥远，空方尚有足够的时间，完全可以静观其变、相机离场。他们心里非常有底: 反正你在明处我在暗处，谁怕谁呀？

原来空方之所以有恃无恐，是因为他们认为有双保险，就算保时捷赢了反垄断官司，也只是第一步，要达到最终目标还得靠买股票。要知道，通过在公开市场上买股票来收购一家上市公司，那可是件特别复杂的事，过程中充满了变数，随时都可能功亏一篑。只要保时捷稍有闪失，就可能导致收购失败，届时空方大赚其钱的机会不就来了吗？当然，如果市场对于保时捷会成功收购的看法占了上风，大众股价就会快速上涨，空方也有被轧空的风险。但空方此时显然非常自信，他们觉得，比起自己被轧到，保时捷收购不成的风险可要大得多。

果不其然，当保时捷持有大众的仓位增加到42.6%之后，这个数字就再也不往上涨了。市场上便纷纷传言保时捷的收购行动碰到了障碍，于是，放空大众的融券余额便开始大幅飙升，达到最高峰时，放空大众的空单总量竟然是流通盘的13%，这在德国DAX30指标股中，可是从来没有过的(大众股价记入DAX30指数)。由此可见，做空大众的各大对冲基金已经开始疯狂起来，浑然不知灭顶之灾正向他们走来。

他们忽略了法兰克福市场还有一项特殊的交易规则，可以让人规避上述要约收购的法条。这项规则只存在于期权这种衍生品交易之中，而《证交法》的要约收购法条针对的是现股买卖，衍生品交易不受其约束。所以，交易所的这项期权交易规则与《证交法》并不冲突。

德国的法兰克福股票交易所也像大部分发达国家的股市一样，都有期权交易(即option right，也有译为“选择权”的)，它分为买权和卖权。就买权而言，买入买权的一方向卖出买权的一方支付权利金，他就有权在到期日按双方约定的价格买入股票，而卖出买权的一方则收到权利金，他就有义务在到期日按双方约定的价格卖出股票。如果届时市场股价低于双方约定的价格，买方可以选择不行权，卖方就没收权利金。反之，如果届时市场股价高于双方约定的价格，买方一定会选择行权（因为有钱赚嘛），卖方就必须履约。由于权利金只相当于股票全部价款很小的一部分，所以期权交易实质上是一种杠杆交易，也就是一种融资行为。

现在，重点来了。

法兰克福市场在期权交易上有一项极特殊的规定，即如果买入买权的一方是按全额价款支付权利金，也就是说不使用融资杠杆，便可自行决定何时公布期权仓位，而不管其已经持有了该公司多少股份。保时捷正是利用了这项规则，将空方轧到了万劫不复的境地。

保时捷在持有大众的股份比例达到42.6%之后，便不再买入现股，改为持有大众期权的买权，而且是支付全额现金，不使用融资杠杆。根据上述交易规则，保时捷可以不公布这部分仓位，当然它也的确没公布。于是，空方便一直以为保时捷的大众仓位仍然只有42.6%，这距离控股所要求的75%还远着呢。

殊不知，保时捷早已悄悄锁定了31.5%的大众流通股买权，加上已持有42.6%的现股，保时捷持有大众的总仓位已达到了总股本的74.1%，再算上那不能流通的20.1%的官股，理论上，未来可交易的大众股票已经只剩总股本的5.8%了。这种状况只有保时捷自己知道，外界，尤其是那些放空大众的人，是不知道的。如前所述，此时大众的空单总量已经高达流通盘的13%，这相当于总股本的10.4%，也就是说，未来可交易的股票数量已经少于空单总量，即便这些股票全部让空头们买走，他们也轧不平账户，因为还有4.6%的股票不知该上哪淘换去呢。至此，轧空局面已完全成形，而空头们还蒙在鼓里。

——这是一种极端状态的轧空。由于法兰克福市场不可以无券放空，一旦股价高于空方成本，而空方手中又无券追加，就只能回补空单、认赔离场。这时，如果可交易的股票少于空单总量，理论上股价便可以飙到无限高。因为空头下单之后，不像多头可以选择行权或不行权，空头只有履约交割的义务，一旦被轧，即使股价再高也要亏钱买股、全数缴回。所以，在类似法兰克福这样不能无券放空的市场，期权空头的风险可以是无限大的。

此时，那些放空大众的对冲基金就被置于这巨大的风险之中而不自知。保时捷巧妙地利用了期权交易的特殊规则，成功地把自己从明处转到了暗处，在只有它自己才知道市面上未来可交易的大众股票还剩多少的情况下，它只需根据每天都会公布的空单余额数据，就能知道轧空在哪一天形成。这时主动权已经完全掌握在保时捷手中，它可以任意选择出手的时机。

大众的空单余额达到了最高峰——流通盘的13%那一天，是2008年10月23日。保时捷把出手的时机选在了三天后的10月26号，这天是星期天，股市不交易，谁也无法抢先采取行动。当保时捷的发言人对外公布持有大众的总仓位(包括买权仓位)时，估计所有参与“空众”的基金经理们都觉得这是他们一生中最难过的一个周末，想必每个人都会彻夜难眠，因为他们完全可以想象得到第二天开盘后会是怎样一种景象。

第二天一开盘，法兰克福市场便爆发史上最大的一波轧空行情。凡是放空大众的机构，谁也不想被甩在那即将无券可补的4.6%里。空头们为了抢先平仓，只好疯抢股票，即使是比当初放空时高几倍的股价，也在所不惜、忍痛回补。这就是股市上的“夺门而出、互相踩踏”，只不过这种“踩踏”不是把股价往下砸，而是向上顶。拜其所赐，大众股价两天内就飙涨了500%，从200欧元飙到1005欧元！以致其总市值超越了埃克森美孚，成为了全球市值最大的公司，尽管这只有短短的两天，但也算是创造了历史。可同样在这短短的两天，“空众”的避险基金们却至少亏损了几十亿，真是冰火两重天啊。

这种极端的轧空还差点导致整个市场停摆，因为大盘指数受大众股价影响而极度扭曲（试想如果中石油两天内飙涨5倍，上证指数会成啥样）。最后还是法兰克福交易所出面，把保时捷和无法平仓的机构叫到一起协商，由保时捷主动释出5%的股票让空头平仓，大众股票的交易才得以恢复正常。不过，股价还是得按那个时点的行情价算，也就是说：“给机会让你们平仓就不错了，出点儿血吧，各位！”据说，好多年过六旬的老基金经理，是流着眼泪敲单回补认赔离场的，这是他们一生遭遇的最大败绩，估计从此再无翻身之可能。

此事与麦道夫欺诈案，是这波金融危机中唯二的造成了基金经理自杀的事件，所以也引起了德国监管当局的调查，但调查的结果却是保时捷毫无违规之处。不仅如此，它还直接进账百亿，并一举完成对大众的收购，自身的股价也飙涨了近40%，真是一举多得，有够高杆。

可毕竟损失者众，且金融界一向都有“赢了装牛×，输了找理由”的毛病，于是“阴谋”之说便甚嚣尘上，更有人指责保时捷不务正业，纯粹在靠玩儿金融赚钱。对此，保时捷的发言人（就是前面那位启动轧空按钮的仁兄）淡定地回呛到：“我还没听说有哪家对冲基金也生产跑车。”这话真是太损了！简直就是骂人不带脏字儿啊！言下之意就是：你们是真正的对冲基金，在金融上却玩儿不过我们一个做跑车的，还有什么好说的呢？

可是，损归损，这话倒也颇值得玩味，为什么如此众多的金融老手，一起输给了行外之人？看起来，关键在于保时捷成功地利用了期权交易规则，可也许有人会觉得奇怪，为什么所有参与放空大众的避险基金经理，无一例外全都忽略了那条要命的交易规则呢？

平心而论，这倒也不能全怪那帮基金经理们，因为那条规则自从有期权交易以来，就从来没人用过。您想啊，能用上它的人，那口袋得有多深呐！更何况，从事选择权交易的，大部分都是机构，也就是玩儿对冲的这帮避险基金们，对于这类机构来说，仓位一般都很大，而且要尽可能地放大，哪有不使用融资杠杆的道理呢？所以这条规则自从设立以来就从未有人启用，完全形同虚设，早已被人淡忘。可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看这个问题，这不正说明了保时捷的厉害吗？能把这尘封已久的规则挖掘出来并加以利用，那可是要有非凡的眼力呀！

可即便如此，“空众”机构的集体疏忽仍然是不可原谅的，因为有一个迹象其实早就在提醒他们，那就是保时捷曾向银行申请100多亿欧元的授信额度。保时捷作为上市公司，对于如此大笔的授信申请，必须发布公告，所以各大机构肯定都知晓此事。他们竟没有想想，一年净赚60多亿欧元的保时捷，自己都钱多得没处花，还贷这么多款干吗？

很显然，它唯一需要大笔现金的地方不就是并购吗？况且申请授信的时间就发生在欧盟法庭判定《大众法》无效之际，难道这意图还不够明显吗？尤为值得关注的是，在得到授信额度之后，保时捷持有大众的仓位反而不再增加了，难道这还不够启人疑窦的吗？哪有贷来款子不用，天天趴在账上给人付利息的呢？100多亿欧元，那利息可不是个小数字啊！

如果那些重仓放空的基金经理们把这些信息勾串起来，多打几个问号，再去故纸堆里翻翻，看看还有什么与此相关的规则或法条被忽略了，也许结果就不一样了。由此可见，空头被轧实在是有活该之嫌啊！

孙子曰:“兵者，诡道也。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看着保时捷如此成功地利用规则、诱“空”深入，让我想起了伟大领袖在反右时针对“引蛇出洞说”讲的那句名言:“有人说，这是阴谋。我们说，不，这是阳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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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以下要说的这个商业故事全然未见于诸报，乃是家族秘闻。若非当事人早已退出历史，我是不会将其公之于众的。我要说的这个故事是关于一个叫周正毅的人。他的辉煌相信70、80后的人还会依稀记得：他是曾经的“上海首富”，2002年福布斯富豪榜第11位，原农凯系掌舵人。

周正毅如何从一个卖馄饨的小摊贩到成为身家百亿富豪，又如何与陈良宇、黄菊等大员扯上关系，如何和发妻艰苦创业到与杨恭如、章小蕙等女星纠缠，又如何最终锒铛入狱，我都不会在此讲述。他叱咤上海的历史你们能百度得到。

我要说的这个故事是周正毅亲口跟我家长辈说的，而这件事周正毅并未在公开场合谈起。

周正毅曾经向我家长辈谈及他的生意经，他说他最得意之作就是在1997年一举成功打入香港市场，而他当时只是用了一个很小的技巧：

在1997年，香港的权贵对大陆很有偏见，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不屑于和大陆人谈生意。周正毅清楚地知道，要想成功进入香港市场，就必须和这些高傲的权贵打好交道。他盘算着如何让这些香港的权贵对自己刮目相待，继而在香港的上流圈子里建立起自己的声誉。为此，他选择了一个时机，做了一件事。

1997年10月某夜，香港娱乐圈的大姐大梅艳芳举办生日晚宴。宴会上，香港各界名流云集。曾荫权、董建华这些名人都应邀出席该晚宴。周正毅知道这是一个结识香港名流的大好时机，问题是如何把握住。

如果想方设法混进晚宴，然后挨个向那些名流介绍自己，这样的做法就太屌丝了；如果出席晚宴，然后推出几大箱钞票，说今晚我请客了，这又显得太土豪。这两个寻常的做法可以说，都是失败的marketing策略。周正毅为此选择了第三条路。

周正毅最终没有出席这场晚宴，甚至，他本人也没飞赴香港。他只是叫了一个手下飞去香港，提前把整个晚宴的所有费用给结了。但这并不是重点。重点是，他吩咐手下结账时不留下任何关于他的个人信息。

晚宴之后，香港的各界名流们炸开了锅，纷纷议论到底是谁把费用给全包了，在没有头绪的情况下，这些权贵们开始发散手下去找这个结单的神秘人。周正毅很早前就算计好了，即便他不留下任何个人信息，这些香港权贵也肯定能找到他，权贵嘛，耳目众多。事实证明确实如此，后来香港的权贵们都从手下调查的信息里获知了周正毅这个”上海首富”，以及他在上海的种种事迹。周正毅颇为自得地说，他这样做既能增加自己的神秘感；又能让自己显得阔绰而不失低调。

经此一举，周正毅在随后进入香港资本市场时便无往而不利，几乎所有香港的名流都愿意和这个“上海首富”做生意。当然了，周正毅的各种艳遇也就随之而来了。

记得他最后一次找我家长辈聊天，是在2003年。那时我家长辈因为收到一些风声，已经好言向他劝退了，但是他还是一如既往地自信满满。他笑着说：“Party肯定不敢搞我，你知道为什么吗？它搞我，就是搞自己嘛！”只是不到一个月，他便锒铛入狱了。

周正毅入狱之后，我家为了避嫌，就再没有和他联系了。但听家中长辈说，杨恭如小姐对他还是痴情了很久，对他而言也算是个小小的慰藉吧。长辈说完周正毅的事后，很唏嘘地又说了一句话：“人太聪明了，便是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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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年的时候我所在的公司开始做海外上市，选择的是某国K。当时有两个证券公司在抢我们的项目，分别是当地最大的证券公司和第二大证券公司。

最大公司带队的人是他们海外投资部老大J，45岁。第二大公司带队的人是他们海外投资部某项目组负责人Z，也是此故事主人公，34岁；级别上大概差两级吧。在完成的项目数量上J要远多于Z。

另外，在价格方面，最大公司要求的回报是融资额的4%，第二大公司要求的是融资额的5%。

所以，没有什么悬念，我们就准备选择最大公司的J了。

我们是在一个周六晚上宣布这个决定的，当时Z一直在我们企业等结果，得知了也很大度，说买卖不成仁义在，最后吃个饭唱个歌吧。

介绍一下Z这个人，此人极其高帅，及其聪明；世界前20大学毕业；为了学中文拿了一个清华的硕士，34岁看起来26岁左右，性格上及其坚韧；常常睡4个小时起来跑个步继续做方案。

吃完饭8点多开始唱歌，到了10点左右；他站起来对我们的董事长说：“张董，虽然你没有选择我，但你依然是我最尊敬的人，在我们国家，对最尊敬的人要喝尊敬酒，我要和你喝尊敬酒。” 他问公主要了8个那种高长啤酒杯，每两个中间放一个小的白酒杯，一共7个白酒杯，要用头磕桌子，通过震动把白酒杯震到啤酒杯中去。

在K国，因为有这个文化，所以桌子都是橡木的，可是在我大天朝，桌子都是玻璃钢的。放好了以后，他跪下来，深吸口气，狠狠的把头磕下去，一声巨响---纹 丝 不 动。然后他抬头，看看我，看看我们董事长，用了更大的力气磕下去，蹦的一声----白酒杯都精确的落了进去。抬起头来，额头上是一个大口子，鲜血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涌出来。我在旁边说我送你去医院吧，他摇摇头，跪在地上把一杯递给我们董事长，干杯，喝完；然后自己再拿起其余6杯，跪在地上一杯一杯喝掉。当时我们陪同的人都已经傻了，董事长也说散了散了送你去医院吧；他还是摇头，对我们董事长说：“张董，你是我最尊敬的人，我请求你让我今天晚上把你陪好。” 结果从10点到12点，他该喝酒喝酒，该唱歌唱歌；结束的时候他腰部以上已经全是血了。我12点半把他送到人民医院，缝了7针。

第二天，我们就回掉了那个最大的证券公司，把项目给了Z。后来，他磕的那个头，为他的公司挣了几千万人民币，个人拿到100多万奖金，升职成为了那个公司最年轻的大部副总。


今天负能量爆表，所以写个正能量的故事中和中和；如果反应好，我再写一个，用命保住自己企业，保住家人生活的人的故事。